同时，二程虽然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
在王阳明看来，一旦人的先验纯然之心得到回复，完完全全，无少亏欠，人将走向天人合一的圣境，那时天地万物也将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人会因此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30]。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并能对所想象的东西具有一个意识的根据（海德格尔语）。因此，王阳明十分注重行动者自身对各种生命活动的体验，认为它具有无可置换、不可替代的性质。它们有待于人的知觉和统觉作用赋予意义，即经过意识的构成作用表现出某种秩序，形成一个属人的世界。然而，此种情形对先验心学来讲并不具有自明性。对个体意志及自我选择、自我行动的肯定，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肯定了价值世界的地位。
在人的意向性行为中，花成为人情感投射的对象。换言之，绝对的客观性总是内在地蕴含于绝对的主观性之中。后来发生了生活方式的转型、社会转型，帝国时代那一套制度建构，包括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皇帝专制、乾纲独断的制度，对于当时的中华帝国的生存方式来讲，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一套制度，中国早就被灭掉了，正是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华这个群体的生存。
你可以批评他们：民主、科学是西方的东西，和儒家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牟宗三想做的就是这个工作，他认为儒学是可以开出这些现代价值的。这就是说，当我们这边还觉得民主完全是一个正面价值的时候，西方由于民主实践比我们早，他们有很多思想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对民主这样的现代价值有很多的批评和讨论。第二个判断，是我最近有些文章开始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说人类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可能正在过去。一种是替代性的，认为整个民主制度都是要不得的，儒家自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整个把它替代掉。
就以民主来说吧，毫无疑问，民主是一种现代价值，但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实现了民主之后，出现了所谓后民主问题。这并不等于说孔孟没有这些思想观念。
我现在想跟你讨论你刚才讲到的一个我觉得更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按你刚才的表述，从理论本身来考虑，你就不应该把一体之仁充实到正当性原则中去，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只讲了一体之仁这一个方面，而按照你刚才的讲法，当你讲到正当性的时候，你势必也要讲差等之爱，否则的话，你不也讲到墨家那里去了吗？ 黄：我再强调一下，正当性原则只是两条正义原则之一，它是一个动机性原则，运用于公共领域。至于说我们中国所要建立的具体制度，肯定不会跟美国、英国的完全一模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说的是：在你的生活儒学的广义伦理学——中国正义论部分，这个方面的反思是没有的。
陈祖为、范瑞平两人的具体思想，我不是很了解，就不做评价了。我们对现阶段的民主进行修补、改进、提升，这并不等于否定了民主制度本身。关于对台湾的民主实践的判断，我举李明辉来说，因为他也是在现代新儒家这个范式、框架里面来思考和发言的。[③] 关于中国正义论，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英国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
但我发现，目前为止，凡是谈儒家如何补充民主制度、或者替代民主制度的人，所拿出的儒家制度安排方案，无一不是极其危险的。我严格区分宗族和家族这两个概念。
所以，你讲的这两种标签，贴在陈祖为身上，肯定都是不准确的。所以，我的判断非常简单：如果你试图建构一个理论系统，用以说明宇宙万物，那么，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你不是用仁爱来给出一切、阐明一切，那就不是儒家。
方：我觉得你刚才对两个问题的回应，好像没有针对我之前假设提问者或批评者可能会对你提出的那些质疑。方：那么我就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向你请教。这就是它的充实的内容，它不是没内容的。孟子谈得特别清楚，他讲社稷次之，君为轻[⑥]，实际上就是在社稷、也就是宗族国家和君主个人之间做了一个孰轻孰重的判断，君主这个个体主体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社稷，也就是宗族这个主体。儒家的特点恰恰是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两个方面都考虑到了，这才是儒家。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生活方式发生现代转型以后，那套东西就不行了，所以帝制就被推翻了。
为什么呢？实际上，他们有很多讲法，看起来似乎可以归结到差等之爱，其实不是，他们所针对的是当下基本生活方式所要求的东西，这是适宜性原则的体现，而不是在正当性原则上差等之爱讲得更多。当然，你可以说你是用仁义礼这些儒学概念来讲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
一篇文章嘛，篇幅有限，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谈很多细节问题。《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黄：我是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只适用于现代，没有普适性、普遍性。但那套前现代的东西，按照儒家自己的儒学原理，也是今天不该再存在的东西，而且它一旦实行就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带来巨大危害。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现代转型，制度安排也会转型，这不是特殊主义的思维方式能够解释的问题，这些现代价值对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来讲是普世的。你是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普适性的东西，但是，这个框架，第一，显得太抽象，第二，可能会面临比如像康德所遭遇的批评，舍勒就批评康德的东西是形式化的，缺乏实质性。因为认同民主而被称为民主的啦啦队，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设计的。
我讲现代性是讲它的共同性，是单数的。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
第二个问题更具有实质性。听上去，你做的这个工作，就像你自己所说的，仍然在继续现代新儒家的工作，只不过以往人们对现代新儒家的评论是他们开得不成功，而你认为你可以成功地把现代价值开出来。
黄：民粹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大陆民粹也很厉害，这难道是民主造成的吗？显然不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民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
[12] 假如我们中国人能够生活得很好，而没有儒学，那有什么不好呢？ 第二个问题，关于后现代、现代性反思的问题。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然后我再说观念的问题。[⑩] 基于这一点，我进一步讲的就是国民政治儒学。三、仁与义：一体之仁与正义原则 方：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例如我刚才讲到的中国王权时代的制度安排、帝国时代的制度安排，就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解释不了的。另外一种情况才是你所说的是不是可以在整体上找到一种替代民主的基本安排，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
[②] 黄玉顺：《回望生活儒学》，《孔学堂》杂志2018年第1期。然后到了帝国瓦解的时代，要进入新的时代，又需要新的制度设计。
但我们不能这样看待历史。这些批评，总的来说，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就是台湾的民主导致了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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